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也可能是唐僧；改革不一定是创新，也可能是倒退。

正如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言，在转轨国家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每一次的潮涌都将使得医疗卫生体制这一计划的孤岛加堤固防。潮流可能会暂时得到抑制，但孤岛却终将变为点点的礁石，点缀在蔚蓝的海洋中。原因何在？孤岛缺乏自我成长的土壤。

南京市秦淮区试行的“政府全额拨款、收支两条线管理、药品零差价”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运行模式便是前述的加堤固防，改革缓解了“看病贵”与“看病难”的窘境，但它并不能代表未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方向。

便捷廉价地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是医疗改革的最终目的，社区机构在解决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而成为改革的关键区域。全国社区医疗机构的经营状况与南京改革前的窘境并无二致：居民舍近求远，舍小趋大，舍贱趋贵，社区医院生存困难，民众抱怨连连。

基于病因的不同判断，对于社区医院的改革一直存在着两种思路：回归计划与走向市场。前者认为政府的投入不足，引发了医生的逐利行为。医生乱检查、大处方引发看病贵。后者认为原因在于政府垄断导致资本投入不足，医疗服务供给不够，竞争不足，医生激励不够。回归计划的做法是加强管理，医药分开，收支两条线，医生旱涝保收。走向市场的改革则是解放医生，放松管制，引入民间资本，同时政府转变监管观念。

两种思路是冲突的，理念上的冲突表现为对医疗与卫生属性的认同，政府与市场的分工问题。政策上的冲突核心表现在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上，回归计划者主张补贴医院，通过白衣天使的道德感化来提升医疗服务的质量。走向市场者建议补贴患者，通过建立惠及全民的医疗保险体系来制约医生的逐利行为。不同的改革思路对政府的职能定位是不一样的。回归计划强化了政府的权力，“管办不分、医药不分、医卫不分”三位一体继续加强。走向市场则使得政府不再直接办医院，主要责任在于管医院，政府主要职责在于提供公共卫生服务，而将提供医疗服务的任务交给市场。政府与市场分工合作，竞争提高了效率，增加了供给。政府的财政状况对改革方案的影响是直接的，充足财力的政府有能力也愿意走向计划；而财政危机的政府才不得不走向市场，放权的操作随着外部正效应的出现而显现出更大的活力。

按照以上逻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南京的改革完全走的是一条回归计划的路子。凭借着相对充裕的财力和样本改革必须成功的努力，我们相信医疗卫生的窘境会得到改善。但是财政压力是随处存在的，缺乏了政府财力的稳定支持，原来公立医院经营的弊端不仅原形毕露，更会变本加厉。政府的承诺将会变得不可信，公共政策的推行将会无形中增加大量的交易成本。短期的政策操作固然止住了雪崩，但是却为长期的制度建设设置了难以去除的结痂。

谈到南京的改革，人们自然想到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宿迁改革。完全的计划经济和完全的市场化改革，都会在短期内取得帕累托改进的效果。但是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取得举世瞩目成效的大背景下，处于孤岛上的医疗卫生改革除了走向市场以外，已经无路可逃。宿迁的经验可以为南京的改革提供很好的借鉴，比如政府通过改造社区医院让市场来提供服务，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来促进医院的竞争。政府把省下来的钱补助患者，培养全科的医生都是很好的改进。这不仅是宿迁的经验，也是世界的经验。以免费医疗著称的英国，实施首诊的全科医生大部分也是私人开业，政府购买服务的。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某网站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养老金、积蓄、子女、商业保险、政府保障多种养老途径中，民众有信心依赖政府保障的仅占20%。这验证了龙永图先生“中国养老问题不能全指望政府”的观点。

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问另一个问题：政府的生存靠什么？与之相关的最为基础的问题是，政府是什么？

这是一个常识性的话题，看似老生常谈，但却直接左右着我们正确的思维。

制度经济学对政府的逻辑起源作了明确的回答：民众的自利行为具有明显的外部性，为防止公共悲剧的出现，需要一个将外部性内部化的组织。大部分民众作为主人，委托另一部分人从事公共品的提供，并为此提供经费。政府就是这部分人的集合体，而税收就是经费。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众是主人，政府是仆人。主人养活了仆人，而不是仆人养活了主人。所以，在连政府都是民众养活的背景下，讨论养老靠政府还是靠个人，违背了基本的前提。

之所以有人认为政府为我们提供养老，是一种假象，或者是一种幻觉。参与的养老保障的实质不过是：在若干年后，政府返还民众在退休前每月所强制缴纳的养老保险。强制缴纳养老保险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有即期消费最大化的倾向，如果年轻的时候消耗掉人口红利，年老的时候必然形成养老亏空。个人的市场风险必然转化为公共的风险。作为公共风险最后的承担者，政府为了避免上述悲剧，会强制人们在保有人口红利的时候参加养老保险。只不过是随着时空的变化，我们忘记了从政府那里拿到的养老金原来就是我们自己的，而形成了一种幻觉。

如果政府是一个可信的承诺者，是一个好管家，我们大可以放心地将养老金托付给他。但是，我们很难保证管家是一个可信的承诺者。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监督不力等都有可能是这个管家的特征，这是理论上的论述。养老金缺口8000亿等事实则是实践中的证据。

我们并不是反对民众参加政府的养老保险，而是提醒大家注意以下问题：

养老是个人的事情，政府必须尊重个人的选择。如果不能证明强制的缴费比个人自我养老更有效率，政府就不应该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覆盖全民的养老保障体制是不是每个公民所期望的呢？此为其一。

其二，在强制缴费难以改变的背景下，政府必须保证其为个人代办养老具备高效率。这首先要保证养老金的安全，其次要保证其增值。一方面需要政府信息的公开，以接受民众的监督。另一方面，则要从技术上选择专业的人才进行运营。

其三，即使政府是一个好管家，个人也不能过分地依靠政府。政府的主要功能在于通过财政的手段来提供公共产品，其间利益的重新分配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那些付出多于收获的人才希望政府包办，以达到浑水摸鱼的目的。这实质是一种隐性的剥夺。减少管家的责任，可以更好地体现主人的权利与义务。

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这历来是通行的原则.

                                    魏凤春

    即使是最崇尚自由的经济学家也不会反对政府为积弱的人群提供最低社会保障，因为最低社会保障不仅仅是一个公平的问题，它本质上是文明区别于野蛮的标志，或许这可以称作是和谐社会的基石。

    低保的不公平直接动摇了社会的和谐，城市低保中的虚开、冒领、混吃则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诱因。在财力有限的约束下，上述行为的直接结果是作奸犯科者剥夺了诚实守信者的权利。社会中的剥夺到处都是，唯有此种剥夺最让人神共愤。理由非常简单，需要低保的人都是弱势者，其它的剥夺可能只是造成了他人福利量上的损失，而此种剥夺却可直接引致他人生存的危机。

    低保制度中的不合规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其成因概括起来不外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信息不对称，申请者有不轨行为，政府难以掌控制其财产与收入情况，致使违规而不受制裁。二是信息对称，主管者与申请者合作侵占，并且其寻租行为不受惩罚。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下，上述情形随处可见。随着社会的开放，城市化引发的人口流动等因素增大了解决上述问题的技术难度。

    缓解上述不公平的重要途径是全国统一的电子政务的建设。以低保人死后，家属吃“死人”为例，公安、民政、司法、银行信息的割裂给了申请人侵占的可能，随着统一的信息平台的完善，第一种行为将会大大减少。

    问题最大的是第二种情况，政府官员寻租的动机，并不会随着信息开放度的增强而减弱，它依赖于政府治理结构的完善，特别是对公务员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理顺。

    前述问题只是低保不公平的冰山一角，更大的不公平少有人提及，低保制度的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低保标准的静态化，其增长幅度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或者物价上升的幅度，众所周知，穷人对通货膨胀引致的真实购买力的变化最为敏感。设想一下，近期飞速上涨的肉价，使多少低保家庭失去了打牙祭的机会？此为其一。

    其二，现在的低保制度过多地停留在解决低收入群体的生存上，而对发展问题关注太少。一般而言，除了少数失去劳动能力的极弱势群体以外，大量的人都应该重新自食其力，即使他甘愿接受嗟来之食也不行。在城市低保者天天徜徉在小区门口数麻雀的时候，有多少农民工却在黑砖窑中一步步从和谐社会的文明走回奴隶制的野蛮。即使是在城市的阳光下，大量农民工艰辛的血酬也抵不上城市中低保者的收入。

    这种意义上的不公平，才是低保最大的不公平。毕竟，作奸犯科者是少数人见不得人的勾当，而公然的歧视则是光天化日下的制度设计。和谐的社会需对作奸犯科者严加惩罚，更需要拆除制度的藩篱，给普天下的弱者以公平的待遇。

    我们欣喜地看到，政府正在努力，全国性的农村低保制度的建立给我们以极大的信心。但是从其制度设计来看，它更多得像是原来救助制度的翻版，受制于财力，它的作用还有待于重新评估。不管怎么说，这一步毕竟已经迈出去了。我们同样可以预料，如同城市中的低保制度一样，虚开、冒领、混吃肯定是一样不会少的，信息与惩罚问题的解决仍然是保证公平的最重要的措施。虽然任重而道远，但是在普遍公平基础上的制度建设将会更加有效，社会也会更加和谐。

魏凤春

    欣闻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在全国建立，感叹和谐社会最强音的奏响。人们不仅仅为制度的实施欢欣鼓舞，更为政策的持久性有效性而心怀担忧。

    在二元的体制下，中国对农民的救助是临时性，最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改变了这一特征。系统的制度设计至少从形式上体现了一种公平，同时，它也彰显了政府承担公共风险的最本质特征。

    低保制度的出现是市场失灵的结果。以追求效率为第一要务的市场难以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也说是说，有很多人是难以承担市场风险的，那些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等生活常年困难的农村居民尤甚。市场风险具有强烈的负外部性，政府作为一个将外部性内部化的组织，它的核心作用在于最后承担这些公共风险。低保制度的建立，实则是政府主动去承担风险的结果，是政府给民众发出的一个信号。即，公民的税款用到了实处，当意外的灾害让你失去承担风险的能力时，有政府为你担保。公民个人的最优行动便是努力地追求效率，政府努力地解决公平，分工协作，相得宜彰。

    政府的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一种承诺，而承诺必须是可信的，才有价值。承诺如何可信？持续的财力支持。对于政府来讲，推出一项得民心的制度并不难，难得在于好的制度能否持之一恒。相对于以前的可以相机抉择的救济制度，制度化的农村最低保障对政府财力的约束更加强烈。如果没有持续的财力保证，这一制度很难持续下去。这也是人们在欢欣之余最大的担忧。

    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地方人民政府为主，实行属地管理，中央财政对财政困难地区给予适当补助。这是沿袭了过去农村政策的一贯做法，即，中央许下诺言，地方实践。任何的政策变化都会引起权利的变化，财政政策是公共权利与私人权利的转换器。在地方与中央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制度背景下，中央的许诺与地方的执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在一些落后的地区，更是如此。

    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是外部性非常强的公共产品，中央与地方需要在成本分担与收益分享方面进行博弈。如果成本明显高于收益，地方政府只能是通过压低标准、减少人数等来完成任务。在转轨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中，我们会发现此类的冲突比比皆是。从教师工资的拖欠，到小学义务教育只有依靠社会捐款才有希望等等都是。如果不从转移支付制度上进行彻底地改变，低保制度会不会也是这样不如人意，不得而知。从经济学的视角考察，我们会发现，类似于低保的制度安排都应该归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一类。政府通过发行类似教育券的形式进行向全国的低保人群提供补助，从技术上可以做得到的，从中央的财力上来讲，也是可以保证的。这对于落后地区的制度实施尤其重要。

    这其实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单纯地依靠政府来解决低保问题存在着极大的风险，财政压力的约束减弱了其延续性。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答案是从哪里来，就到哪里去。农村低保群体面对的窘境，是一个市场风险累积的过程。除个别的人以外，他们中的大部分如果在风险来临之前进行了预防，这种境遇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的。这种窘境的形成，要么是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消费欲望，导致入不敷出；要么是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人口红利在老年后迅速减弱；要么是没有进行适当的保险，人身或者企业受到伤害没法得到补偿；要么是在年青时参加社会保险，以致于没有养老金，也没有失业金。对于这些存量风险，政府必须通过制度安排来化解，而对于新增的风险，即，如何减少新的低保人群的出现，则需要政府下更大的功夫。这里的事情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医疗与教育，前者可以马上治病，后者则可以根本地解决这个问题。

                                      魏凤春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做实以及之后的基金管理与投资运营业已成为影响养老保险安全运营的重要环节。随着中央政府在法律上明文规定，并在经济上对地方进行补助之后，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做实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虽然有人认为，采用记账式个人账户（NDC）可能是中国完善养老金体制，解决养老金“空账”的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李剑阁，2006）。但这并不能改变理论界相对统一的看法。人们普遍认为，通过财政补助来真正做实个人账户，并通过一个竞争性的信托管理方式使之保值增值，可以从根本上杜绝养老金被挪用，新的空账重新形成的恶性循环的局面。

    这一看法实质是一个倒推的逻辑，即，个人账户的资金需要市场化的投资运营，因而需要基金管理。因为需要基金管理，从而需要真实的资金。显然，记账式的个人账户难以满足上述要求。个人账户做实是公民权利的真实体现，在不考虑历史背景与转轨特色的制度框架下，新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肯定要遵循这一原则。但是，如果考虑了这一框架，真正做实个人账户便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政策的可操作性便大打折扣。理论与实践都可以为此提供大量的证据。

一、个人账户的经济学含义

    个人账户存在的依据是什么？从目前养老保障设计的原则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一是，体现政府、企业与个人共同分担养老风险的责任。二是，鼓励个人在有人口红利时多缴费，退休时可以增加养老金的收益。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明养老金个人账户存在的理由。

    理论上讲，养老是个人的事情，政府之所以强制缴纳的养老金，是出于一种防范公共风险的动机。行为经济学已经证明，在行为生命周期内，人的消费不仅受到财富的约束，更受到自我控制力的约束（Self-Control）。大部分的人们具有“朝四暮三”的消费习惯，追求即期效用而不是生命周期内效用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减少当期的消费会增加心理成本（Physical Cost）。在人们工作期间内，有人口红利的时候，这样的行为并不仅不会造成问题，而且还会因为增加了消费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人是有生命周期的，当人口红利不存在的时候，个人养老金不足的市场风险便必然转化为公共风险。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政府是一个将外部性内部化的组织，是公共风险的最后承担者。因此，政府的强制在于减弱其可能承担的公共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通过一定的税收优惠，强制个人参加养老储蓄，不仅是出于公平的考虑，更是出于化解市场风险的动机。这一逻辑成立的前提还包括政府的理财具有规模收益，专家可以很好地处理风险、收益与流动性的关系等特点。进一步讲，这里还隐含政府的道德风险小于市场主体的道德风险的前提。

    但是如果上述条件并不成立，个人账户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比如，个人消费都比较理性，人们都可以很好地为未来未雨绸缪。再比如，个人可以将个人账户的钱委托市场机构进行投资，同样可以通过购买基金等获得专家理财与规模的收益。在目前地方政府挪用养老金，道德风险极大的背景下，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存在性问题，而不是考虑其做实以及以何种方式做实的问题。否则，即使花费巨额代价做实了，也不过是应景之作，并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养老金的顺畅运行。

二、 养老金运行的特点

    从养老金的运行特点来看，个人账户并无做实的必要。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中国商业银行的运行模式来对比分析。在加入WTO之前，中国的商业银行基本上是封闭运行的。一个普遍认同的事实是，银行的亏空非常大，但并没有发生支付危机。张杰（1997，1998，1999）的解释是，在既无补充资本金的激励，也无补充资本金的必要此背景下，国家信誉保证了银行的相对稳定。在银行的治理结构中，债务人（储户）对银行的制约是最强的，它可以随时地要求银行进行支付。即使这样，银行基本上不会发生支付危机。而在养老金的支付过程中，债务人（居民个人）的制约作用远远低于储户对银行的制约作用。养老金是一个完全封闭的运行体制，个人在领取养老金时存在着时间的不一致性。虽然银行的支付也存着时间不一致性，但是它与养老金运行相比，这种不一致性是难以预料并且难以控制的。养老金支付时的不一性是可以准确统计并能够控制的，而能够预测并能够控制的状态就不能称之为风险了。银行经营中，个人储蓄的账户是真实的，但也只是一个记名的账户，只要银行保证不发生支付危机就可以使得个人权利不受到侵害。因此，养老金的支付特点决定了真实个人账户并没有存在的必要，NDC存在的依据也在于此。

三、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我们之所以强调现在不宜做实真正的个人账户，更多的还是考虑政策的可操作性。至现在为止，黑龙江和吉林省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已经启动三年，个人账户并没有真正做实。根本的原因在于两省在补缺口，还是补账户上存在着很大分歧。他们并没有做到根据收支两条线的原则，将个人账户与财政补助划清界限。两省个人账户基金并没有由县市向省社保部门归集，而是留在地方，直接弥补统筹账户发放缺口，个人账户形式上仍为空账。虽然在中央的财政补助下，个人账户做实有了一定的资金来源。但是，对于地方政府来讲，现在最紧迫的责任在于统筹账户的缺口如何弥补的问题。在地方财政潜在危机（魏凤春，2002）的背景下，如何要求地方不动用这部分补助？有鉴于此，中央将补助地方的钱直接划归全国社保理事会管理，但是这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中央对地方的补助是不可能足额的。在这种约束下，要做实空账，要么提高费税率，要么增加中央财政补贴。这必然会加重个人、企业和政府的负担。养老金的欠账是要解决的，但公共政策是有次序的。相比于养老金，医疗、教育支出的压力更是迫在眉睫的。而且相比补账户而言，补缺口更是紧急。因此，我们强调的是如何先通过财政资金的筹集来补上缺口，而不是做实意义不大的个人账户。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在很多年之前就已经提出来了，通过划拨国有资产来补充社保资金是唯一能够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举措（魏凤春，2001）。

四、 资本市场的规范性

    退一步讲，如果养老金个人账户果真做实了，如何进行基金管理和投资运作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现在并没有证据证明，银行、基金等管理机构的道德风险会小于政府，私人部门财务能力与管理能力会强于政府。也没有理由能够证明市场化的运作可以有效率避免资本市场短期价值起伏的风险。做出这些判断的前提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并不成熟，大量的养老金进入资本市场难以保证其安全性，更不用谈其收益性。做实养老金账户于其说是政府的要求，不如说是大量金融机构的要求。金融机构与政府的目标是不一样的。一般认为，政府是追求义理性最大化的，是社会福利的代表，首先追求的是公平。而金融机构则相反。虽然，我们在养老金的运行中，经常看到地方政府的败道行为，但总起来看，这一判断应该是社会的共识。退一步讲，即使都存在着道德风险，因为政府还可以运用公共资金来补偿损失，所以它较金融机构更值得信赖。

    因此， 本文认为，目前做实个人账户，既缺乏理论上的指导，在实践中也并不可行。现在的重要的任务是通过出售国有资产来弥补养老金的缺口。并通过监督，来减少地方政府的败德行为，确保养老金的顺畅运行。

结婚，你要准备多少彩礼？

    春节，我回到了山东潍坊的老家。家乡这两年富裕了一些，人们的思想意识也较以前开放了许多，文化素质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但结婚时女方索要彩礼之风依然非常盛行，由于经济贫困而娶不到媳妇的仍大有人在。而且彩礼额度之高，让人嗔目。一般而言，在农村结婚，房屋是必需的，此外，还需要一系列家用电器（包括彩电、冰箱、音响，摩托车等）、日常生活用品以及大量的服装衣物和婚宴酒席费用。这样平均算起来，在农村结婚所需的全部费用大约在5—7万元左右。这笔钱在城市工薪阶层中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何况是经济落后的农村。大部分人为了这件人生中的头等大事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伤透了脑筋。相形之下，目前城市里的婚姻则根本不存在彩礼一说。而且女孩子们的择偶标准除了人品以外，主要看重的是男人的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对男人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十分计较。为何城乡之间的差别会如此之大呢？在此，我们想借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一些浅显的分析，以求教于诸位方家。

你了解他吗？

    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是理性人假设，即一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自己认为最合理的选择，所有行为都是基于这一前提产生的。在农村结婚女方索要高额彩礼，导致男方负债累累，并影响到婚后的生活，在一般人看来是相当不理性的。事实上，不论男方还是女方，其行为都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婚姻是一种交易，交易双方为男方和女方，其中男方为需求方，女方为供应方。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明确城乡在婚姻择偶方面的两个基本不同点：其一，城市中一般女人有自己的职业，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因此在经济上她们可以完全独立，不必依赖男人生活；而农村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妇女地位还没有本质改善，大多数妇女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对男人有较强的依附性。其二，城市中现在的恋爱方式一般是自由恋爱，男女双方在交往过程中具备充分了解的机会，信息较为对称；而农村中大多数人还沿袭着古老的传统——经人介绍，然后步入婚姻。男女双方几乎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恋爱阶段，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双方对对方的情况出于某种原因而了解不充分的现象，而且这种不对称会导致供求双方在交易中不能真正体现自己的意图。在农村的婚姻择偶过程中，女性由于经济地位的不独立导致其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在婚姻关系确定之前，作为人力资本的供应方，她会想方设法地要求信息完全对称，会尽力找寻信息传递的渠道来了解男方。但根据现实条件，通过自由恋爱、正常交往来了解男方的可能性不大；在由媒妁之言促成的婚姻中，媒婆，即介绍人似乎成了信息传递的唯一渠道，其作用不可小觑。但众所周知，中国有句古语“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何况媒人在促成一门亲事后还大有利益可为，因此通过媒人来了解男方，也只能片面了解，要识“庐山真面目”，难度之大可以想见。那么，客观地讲，男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很难消除，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在人品、性格、素质良莠不齐的男性群体中，女性出于保护自身的动机，宁肯以综合素质中等偏下的男性个体来取代其对男性整体的客观评价，这就是经济学中常讲的“次品车”现象。从男性角度来分析，由于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即婚姻关系确立之前男女双方互相博弈的结果会使男性群体出现“劣币驱逐良币”、“以次充好”的现象，造成男性在婚前信誓旦旦，而婚后往往实现不了。而且，在婚姻这一纸契约成立以后，逆向选择的结果易形成道德风险。婚后男性的生活能力以及精神上对女性的关怀程度都是女性在婚前必须要考虑到的。而这些又都是不确定的，为了弥补这可能造成的损失，女性在婚前通过彩礼预先得到补偿，无疑是非常明智的。而且彩礼本身作为信息传递的工具，也促使了交易的达成，即婚姻关系的确立。

为了以后的生活

    从收入的角度来看，根据198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理论，在消费者理性消费行为的前提下，他会根据他自己一生的全部预期收入来安排它的消费支出，既包括即期收入，也包括未来预期收入，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为使自己满足程度最大化，消费者的合理消费方式应是平均分配收入，年消费量大致相同。在工作期多进行储蓄，以满足退休后的消费，从长期来看消费倾向趋于稳定。表面上看农村结婚索要高额彩礼这一消费方式不符合该理论。但从具体情况分析，农村的收入有其特殊性。由于农业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决定了农民的收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虽然目前农村中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并不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但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基本也是在出卖自身的劳动力赚钱，由于他们的文化层次较低，从事的主要是体力劳动，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力的使用效率逐年降低，所获收益也会随之减少。等到老年，农村中又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民的晚年生活无法得到保障。相形之下，城市中在工作期（18—60岁）人们可以获取稳定的工资奖金收入，退休以后也可以拿到退休金，从社会保障体系中获益，出于理性的选择他们肯定会平均安排自己的消费。而在农村，未来收入不确定的风险太大，女性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性，决定了她出于日后生活保障这一动因而向男方索要彩礼的行为。让我们看一下彩礼所包含的项目：家用电器属于耐用消费品，可以长期消费；日常生活用品和大批量购进的服装也是为留待日后慢慢使用，亦属长期消费，等等。从本质上说，彩礼本身，即是为将来消费所进行的“储蓄”，从其未来消费来看，事实上是将收入平均分配、消费均等化了。它恰恰符合生命周期假说理论。农村消费者从其自身情况出发选择了合乎理性的消费行为。

爱你一万年----真实的谎言

    婚姻是一种交易的达成，结婚证书即是一份合约。男女双方从经人介绍相识、相恋到结婚，事实上是一个男女双方互相博弈的过程。博弈是两个人（或多个人）之间的策略互动，具体而言，在婚姻之前的交易过程中，不论男方或女方，其所获得的效用不仅取决于自己的行动，还取决于交易对方的行动，博弈过程的最终目的是通过选择某种策略使自己获得的效用最大化。事实证明，博弈的结果是双方进行合作，达到纳什均衡（即由参与双方的最优策略达成的均衡），这会使双方效用得以最大化。在婚姻达成过程中，彩礼是一重要前提，男女双方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是最后达成合约所必不可少的。合作的最优化使男女双方在彩礼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性。女方通过索要彩礼这种方式，可为婚后的正常生活提供保障，部分弥补了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的劣势，同时可为自身带来心理上的稳定感和受重视感。男方给付彩礼，达成婚姻，也为其带来了收益。根据马斯洛的需求五层次理论，人在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精神需要随之而来，包括对友谊、爱情的需要，社会交往和自我尊重的需要等等。自来成家立业都是人生中的头等大事，家庭的建立会给男性一种心理上的安定感，更为重要的是，农村目前仍沿袭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风俗，婚姻的达成可以使其完成传宗接代的重要任务。双方均能通过彩礼这一工具达成合约，从中获取收益，最后在均衡中双方均获得最大满足，何乐而不为？而且，彩礼在婚姻关系确立之前虽然归女方所有，但在婚后一般都以耐用消费品的形式进入新的家庭，成为夫妻的共同财产，这部分共同财产成为维系夫妻关系的最为重要的纽带。众所周知，感情是婚姻美满的基本因素，但姑且不论农村婚姻的特殊性，单就婚姻本身而言，仅靠感情维系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极易破裂。有研究结果表明，男女之间由于爱情而共同生活的时间不会超过6个月，婚姻长久的奥秘在于共同的财产（包括孩子）将两个人紧紧维系在一起。共同财产使双方利益紧密相连，形成一种均衡，要打破这种均衡需耗费昂贵的交易成本，高昂的代价使得本来跃跃欲试、试图打破均衡的人望而却步。就这方面而言，彩礼由外部进入婚姻内部成为夫妻的共同财产以后，为夫妻之间均衡的打破设置了很大的障碍，从而有利于婚姻的长期稳定。

终于迎来这一天

    自从人类的婚姻由一妻多夫、一夫多妻制向一夫一妻制过渡并真正地固定下来之后，婚姻的稳定往往是与当时的经济情况相一致的。当前，彩礼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从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角度来讲，这是一种陋习。只有当农村经济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农民的未来收入有了切实的保障，妇女的经济地位得以提高到足以自立的程度时，婚姻的供求双方力量才会相对均衡。这时候，没有彩礼的婚姻也会达到纳什均衡，并在合作中享用美满的婚姻。我们期待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魏凤春    

重庆不仅出美女，另外一道风景也很靓丽。    

重庆九龙坡区杨家坪鹤兴路17号一处楼盘十米深的地基中央那一栋三年来拒绝拆迁的房屋，随着网友冠之以“史上最牛的拆迁房”而芳名远扬。

《在物权法草案》颁布三天后在法院强制拆除令实施后，这一风景或将不再，但对这一司空见惯现象的思考却不会停止。

理由很简单，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是权利的交换，是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过去的近六十年里，私人权利转化为公共权利，公共权利又逐步转化为私人权利。权利的交换成就了市场经济，提高了国民福利。

一般认为，基于市场规则的交换是一种协商的结果，合约是双方行事的基础。为了避免交易的不公平，合约要求双方是基于权利诉求的自主协商。如果双方协商不成，交换便不再进行。签约后，合同人可能会出现不遵守约定的机会主义行为。如果交易成本不高，可以按照经济学家科斯所讲的那样私了。如果交易成本太高，便需要第三方进行仲裁。这就要求第三方公正，这决定了它更多的是由法院等政府机关组成。仲裁后合约会被强制执行，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转。

     理论上讲，只要上述路径能够实现，重庆的美景应该不会出现。户主与开发商协商不成，交换便不再进行了。我们大致可以认为，一方面，户主主张的权利超出了开发商的底价。另一方面，开发商与其他户主谈判的成功增加了对该户主强制施约的动力。在协商未果之前，强制施约，结果是两败俱伤。断水断电、房子无法使用，房主权利受损。开工三年，坐等房价上涨，开发商怨气陡增。

我不同意网上所称的将户主称之为“钉子户”，只要她拥有这套房子的所有权，那么她就有不交换的权利。如果是私人权利之间的交换，她可以任意要价，对方如果不同意，交换便不应该进行。开发商的错误便在于没有遵守这一基本的交换原则。如果是私人权利与公共权利的交换，除非特殊的情况，如战争、重大灾害，个人的效用不应因权利的转让而减少。

事实上，由于纯粹公共物品少之又少，公权与私权的交换相对不很频繁。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公权与私权的不清，特别是假借公权而行私权者居多。一方面政府是公权的所有人，另一方面他又是仲裁者，政府又是个理性人，因而公平公正很难保证。在经营城市，缓解财政危机，进而提升政绩的背景下，政府经常委托开发商便宜从事。公权私权不分，强制施约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也正因为这样，《物权法草案》的出台才如此引人注目。在新的条目中，我们看到“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我们更看到了“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从这些条目中，可以明确地判断，只要户主不愿意交换权利，那么开发商使没有理由强制签约。如果开发商能够证明这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那便可以依法进行拆迁。事情之所以僵在这里，错在权利交换没有遵守基本的合约，也错在仲裁的一方没有及时地实施公正的仲裁手段。

如果强要分出个是是非非，我这里支持房主的权利诉求。理由也很简单，权利自主是市场经济交换的起点。当然也要提醒户主，你只是二房东，你所拥有的只是长期的使用权。真正的房东是可以让你随时搬家的，只要按租约补偿就是了。你当初并没有与房东签订合约，主张权利时便少了底气。之所以建议你赶紧履约，一是因为在土地国有化的背景下，你并没有真正的所有权。二是，那耸立的危楼如同美女脸上的一粒雀斑，不仅影响了重庆的形象，也严重降低了您个人的品味。

                    医疗改革需要大智慧

                        ———CCTV 经济半小时关于宿迁医疗改革的报道

2000年，地处江苏北部的宿迁市对全市的医院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这次医改始于1999年，当时江苏省宿迁市人均卫生资产处于江苏省最后一位。随后，宿迁开始后来广受关注的“卖医院”模式，将全市134家医院卖掉133家。卖医院所得全部投入公共卫生防保体系。政府不再办医院只是监管。到2004年，宿迁卫生总资产民营比例由1.2%上升至62.7%。这在全国的医疗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也几乎是在同时，北大和清华两个课题组对宿迁医改进行了调研，可以说，从宿迁医改开始的那天起，对这事的争论就没有停过。而前不久，北大、清华分别出台的宿迁医改调研报告，更把卖医院的争论推入了白热化。

两大学府调研 结果截然相反

2006年4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医疗卫生改革课题组对宿迁的医疗改革进行调研后，得出的结论是目前宿迁市“看病贵”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老百姓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潜在医疗卫生问题令人担忧，也就是说，宿迁的医疗改革是失败的。魏凤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2006年6月带领课题组对宿迁的医改进行了全面的调研。

魏凤春：“宿迁的医疗改革，它不仅仅是把医院转制了，在我看来整个的宿迁改革是构建了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医疗卫生服务的新的体系，它很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分清楚了，政府和市场到底应该干什么。”

同样的一件事，北大和清华的课题组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北大方面认为，由于医疗行业存在的不确定性、外部性、垄断性和信息高度不对称性等特性，以利润为导向的市场化必然导致医疗行业的价格一路飙升。而清华的魏凤春却并不这么认为。

魏凤春：“我们考察的结果是它（宿迁）和周边地区比较起来，它的价格还是比较低的，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宿迁经济比较落后，另一方面竞争使它没法把价格提高很多。”

医院追踪探访记

医改之后，宿迁老百姓的医疗费用是否下降了，我们还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但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调研报告中提出的第二个质疑是，医院改为民营后，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首先会考虑如何在当前市场竞争和监管条件下迅速收回投资？这样的话，医院不可避免会想方设法通过一些手段，诱导患者，来增加收益。针对这点质疑，我们记者继续进行了调查。

一大早，这位叫吴冬梅就抱着只有10个月大的儿子章万里，来到县人民医院儿科就诊，因为连续腹泻，加上孩子年纪小，这让吴冬梅心里十分着急。

医生：“一定要挂水，看出来失水了，嘴唇又干。”

医生的检查结果是小儿腹泻，需要输液治疗。开完处方，吴冬梅来到医院的缴费处准备拿药治疗。

收费人员：“一共113元8（角）”

110多元的医药费让吴冬梅感到，与县里其他医院相比，这家医院的治疗费用可能有些偏高，于是她又抱上孩子来到了紧邻人民医院的县中医院进行诊断。然而这家医院的诊断让她没有想到。

医生：“你最好能让小孩住在医院，（小孩）有些脱水。”

吴冬梅认为，孩子只是腹泻，住院没有必要。

吴冬梅：“我就住在附近。”

医生：“随你住不住，住院肯定要好快点，住不住，不是附近不附近的，去商量商量

住不住。“

吴冬梅：“（孩子）不是什么急病，我不想住院。”

考虑到孩子一旦入院，治疗的费用会有所增加，于是吴冬梅又带着孩子来到了县里的仁慈医院。

医生：“等会有大便就查，没有大便就先挂水。”

经过对县城里已经改制给了个人的三家医院进行比较，最后，吴冬梅选择了自己认为价格较低的仁慈医院。

吴冬梅：“（孩子的药费是）76元9角，它家是最便宜的了。”

那么，改制后各家医院对医药费用，又是如何定价的呢？沭阳县人民医院，，产权转制时以1亿零150万的价格被拍卖给了个人，现有股东62人，记者出示了吴冬梅在这家医院为孩子看病时开的处方，询问其中的一种药，炎琥宁的价格。医院的财务人员从电脑里调出了炎琥宁的门诊销售价格。

医院财务人员：“炎琥宁，它自己价格就出来了，是28元”。

记者：“这个28元是哪来的呢？”

财务人员：“国家有个文件，各家单位可以自主定价，市场定价28元钱国家是允许的，你们可以卖28元钱。”

记者：“实际上他们（厂里）给你是多少？”

财务人员：“实际上他们给我们是23元8角，我们按照他们的批发价顺加15%，国家现在药品价格全是顺加15%。”

医院每天门诊病人的医药费用，是衡量一个地区医院收费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那么，这家医院门诊病人每天的平均费用到底是多少呢？记者从医院的财务系统中随机选出一天进行了测算。

记者：“昨天全院整个（门诊）收入是多少？”

财务人员：“是十万零一千五百九十二元。”

按照账目上1536张收据减掉30张冲退收据，医院一天的门诊病人为1506人，经过计算以后，这家医院门诊病人平均每人缴费为70。49元。

财务人员：“平均费用为70元4角9分，检查费、药品费所有的费用都在内。”

据了解，2005年江苏省县级医院的平均门诊收费为每人108元7角6分。

北大和清华在对宿迁医疗改革的另外一个分歧是，北大方面认为，医院的产权改制后，几乎所有的医疗机构投资者首先考虑的都是在当前市场竞争和监管条件下努力迅速收回投资，。。。。。医院总是有办法通过一些手段来获取足够的收益，如能够诱导需求。那么实际的情况又如何呢？

记者在医院发现医院先进的医疗设备，以及相关的检查价格，都被以宣传栏的形式，摆放在各家医院最显著的位置，向病人介绍。据了解，这些检查设备，都是医院近几年花费了几百万元购进的，而沭阳县的许多医院，改制以后都新增了上百个新项目。那么在这些项目中，有没有医院诱导患者检查的情况呢？记者首先来到了一家规模较大的2级医院。

记者：“看看胃。”

医生：“你什么样疼。”

记者：“有些隐疼”

医生：“多长时间了”。

记者：“两三天了”

记者佯称自己的胃有些不舒服，希望证实一下会不会因为胃部的一点小毛病，而招来一些不必要的检查。

医生：“躺在这里（检查）”

听到记者对病情避重就轻的描述，医生作出了他的诊断。

医生：“这两天注意不要受凉，再一个吃东西稀的容易消化的东西，开些药给你用。”

这家医院的医生并没有要求记者进行诸如胃镜的检查，那么，小一些规模的医院情况又如何呢？记者又来到了位于城乡结合部的一家级别低一点的1级医院。

医生：“你是什么情况。”

记者：“胃两三天有些隐痛。”

在医生检查时，记者把刚才在那家医院检查时病情不重的情况又重复了一遍。

医生：“早饭吃没吃。”

记者：“早饭没吃。”

医生：“查个胃镜。”

虽然医生要求做胃镜检查，但记者佯称自己感觉病情很轻，不想做胃镜检查。

记者：“我痛也不是太厉害。”

医生：“最好能看看，查个胃镜，到底有什么，胃镜更看得清请楚楚，用药也好用

记者：“做钡餐（检查）不行呀？”

医生：“钡餐真看不清楚，看不出效果。”

记者：“钡餐便宜些，钡餐多少钱？”

医生：“钡餐四十元。”

记者：“胃镜呢？”

医生：“胃镜连一针麻药一百。”

此时，正好有患者来这里做胃镜检查，记者还想说服医生不做检查。

记者：“我想问一下，开点药吃不行呀。”

医生：“最好查清楚，保守疗法开些药你如果吃了不管，再来查（就不好了）。”

在这家医院记者了解到，当天消化科有19个门诊病人，6个做了胃镜检查。对于改制后医院医疗设备的增加，以及有些个别规模小的医院存在过度检查的现象，清华的魏凤春有着自己的看法。

魏凤春：“宿迁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它有些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它是阶段性的成果。不该检查胃镜的检查了，在公立医院仍然存在，在私营化以后仍然存在这些问题.我们不能苛求宿迁一个改革，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至少和原来相比这种检查给人感觉信息更加透明了。”

医院打起人才争夺战

判断一家医院医疗水平的高低，从根本上说，还是要看医生。宿迁对医疗体系实行市场化改革后，各家医院除了在设备上展开竞争以外，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人才争夺战。但北大的调研报告认为，市场化的医疗环境放宽了对医务人员流动的限制，使许多技术不错的医生放弃在原来的医院工作，而到城区条件更好的医院找工作，致使乡镇医院的医疗 水平下降。 这种情况会不会出现呢？一名医院负责人：“最大的压力就是人才竞的压力，说的比较严重一点，比较残酷。”

这是记者在沭阳县采访时，听到每家医院的负责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在县人民医院的一间办公室里，记者注意到，桌子上摆满了全国各地医学院学生的简历和相关资料，医院的负责人张汉乐告诉记者，他刚刚从南京的医疗人才招聘会上回来。

张汉乐：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大家都把人才作为核心的竞争力，都在招人。”

张汉乐认为，要想与另外医院拉开距离，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必须要有高学历的医生。

张汉乐：“我这次准备招10个硕士，本科临床医学的准备招10个和一级科室的本科准备招10个。”

张金麟，原是淮安市一家3级医院的心内科主任，沭阳县中医院以每年10万元的高薪将他聘到了医院。

张金麟：“原单位（月收入）4000块钱左右。”

为此，张金麟谢绝了原来医院想在他退休后继续留用的要求，只身来到了沭阳。

记者：“你对这个10万元钱怎么看？”

张金麟：“我认为对中医院是值得的，对一般的心血管的病人可以专科治疗，可以上一个台阶，第二开展一些介入性的工作介入治疗。”

张金麟认为，沭阳县是一个有着近200万人口的大县，成立心血管专科以后，可以留住许多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不但使医院增加收入，而且也让病人免除了去外地治病的不便。就在沭阳县城里的医院，招兵买马的时候，距离县城10几公里的章集卫生院的宋一飞，此时却心急火燎，坐立不安，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另一家医院的办公室里记者听到这样得一段对话，此时的他正在催促新聘的妇产科医生抓紧赶来上班。他告诉记者，就在不久前，医院里的唯一的妇产科职业医师被县里的一家医院以高薪给挖走了。

医院负责人宋一飞：“能不能早些过来呀，尽量早一点，如果你把时间定下来以后，我们去车接你。”“现在找人特别难，因为妇产科的职业医师比较少，大部分都到城里去了我们家现在相当缺。”

就在院里的妇产科医生离去的同时，江苏省卫生部门又下发了有关规定，禁止没有妇产科职业医师的医院进行剖腹产手术，而剖腹产又是乡镇医院的一项主要业务。这让宋一飞这两天尤其着急上火。

宋一飞：“很着急，因为不开展剖腹产手术，妇产科这一块受到很大影响，我们也减少了好多收入。”

2000年8月，身为主治医师的宋一飞，与人合股，以50万元的价格，买下了当时镇里的卫生院，目前医院每月的收入为6万多元，而每个月需要做剖腹产的产妇有15人左右，每次手术费用以1200元计算，现在每月医院的损失就有1万8千元，占整个医院收入近30%。而对于县城里医院之间的人才大战，作为乡镇级的卫生院，宋一飞感到压力也越来越大。

宋一飞：“压力很大，一方面县城相对条件好，乡镇卫生院的条件，相对要差一些。”

对于乡镇卫生院的医生流动到县里的大医院，清华方面的认识与北大也截然不同。

魏凤春：“不应该说是改革的错误，因为乡镇医生他在乡镇收入比较低，他的才能发挥不出，他到了县城里去或市里去可以发挥更好的水平。”

魏凤春认为，在改革的同时，还要对乡镇医院完善必要的机制，才能真正解决让好的医生留在乡镇医院的问题。

虽然北大和清华对于宿迁的这次医疗改革，有着许多截然相反的说法，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在竞争的压力下，医院的所有者（多为股东）引入了企业经营机制，切实加强了对医院的管理；改善了医疗人员服务态度，。。。。很多措施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调研了解到，老百姓对医院服务态度的满意程度明显提高。

在沭阳县的3家2级医院的病房里，记者看到，几乎每家医院的病房里，都住满了病人，许多医院病房的过道里，还加起了床位，等待接受治疗。

记者：“你在这住了几天了？”

患者：“（住）五六天了。”

记者：“为什么住外面？”

患者：“住外面是那天进来的时候，里面就没有床铺了。”

医生：“(牌子上的病床)全满了，外面走廊上加的床是随意性的没有计划

来了病人我们就找，后勤要张床过来，加在走廊里面。”

沭阳县中医院的后勤综合楼，投资1500万，中医院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他们不但购买了核磁共振等高档的医疗设备，还要增资扩股，修建新的病房。

中医院负责人：“这个房子已经进入招标程序了，19层3万2千平方，投入9千万。”

记者：“这是什么楼？”

负责人：“病房大楼在2008年要确保使用。”

记者采访中发现这样一位患者，第一次手术去了外地，做第二次手术时则留在了沭阳医院进行治疗。

患者：“像我这种毛病，甲状腺是恶性的，以前在这不能看，节省很多费用到大地方什么费用都高。”

沭阳县卫生局的王伟章告诉记者，医疗产权改革以后，卫生职能部门的职责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王伟章：“我们就从办医院过度到管医院，我们就是按照法律法规，所赋予我们的权利来履行我们的职责。“

医改相关链接

虽然北大和清华的课题组对宿迁医疗改革，有着许多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但对医改带来的一个变化，两个课题组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都认为，在竞争压力下，医院的所有者引入了企业经营机制，切实加强了对医院的管理，改善了医疗人员服务态度，很多措施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老百姓对医院服务态度的满意程度明显提高。

两大高校的课题组对宿迁医改提出了不同的结论，不过，我想最终决定分数高低的还是宿迁的老百姓。如果他们真的从此能看的了病，看得起病，他们一定会打出一个高分。医改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根本目的就是要公平合理的配置公共卫生资源，至于是政府的手还是市场的手，制度设计合理，执行到位，都能有效，否则，哪只手都不行。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地方“卖医院”的医改尝试。

在河南，2000年7月，新郑市中医院完成股份制改造，某企业家入主医院并定下规矩：赔钱的买卖绝对不干，三年后，该院就出现了医护人员将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病人抛弃致死的恶性事件；

在湖南，溆浦县政府为救活濒临破产的县人民医院，在2004年把它租给了一个私营房地产公司经营，让外行来管理医院，结果引发多起医疗纠纷，老百姓叫苦不迭；

在山东，菏泽市政府在去年推进医院市场化，半年内一口气卖出去5家公立医院，后果是私营老板赚了大把的钱，药价却大幅上涨，在多方压力下，一年后政府又将这些医院全部收回。

半小时观察：医疗改革需要大智慧

同是一场改革，同是著名高校的学者，同是一样的调查评价办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宿迁医疗改革到底成不成功，成了一个全国关注的公众话题。

从农村承包责任制，到开设股票交易所，到实行股份制，在中国20多年的改革历史上，出现过太多回合的争论。邓小平同志以他务实的大智慧给了这些改革者一个宽容的环境，他总是说，要允许试，摸着石头过河。历史证明，小平同志是对的，这些改革推动了中国的进步。

医疗改革是20多年来我们遇到的最困难的改革之一，只要没有出现不可收拾的麻烦，我们就没有必要仓促下结论，终止这样一个改革实验。

要评价这场改革，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立场。

首先，我们不要指望宿迁成为可以推广到全国的样板。如果宿迁告诉我们，医疗改革就应当一个地方一个方案，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成功。

其次，我们不要在一些具体细节问题上过多纠缠，要重点观察在医疗改革的几个死结上，宿迁到底有没有突破？比方说，在宿迁改革中，该政府管的是否管得更好了，该市场参与的效率是否更高了？

第三，我们要注重老百姓的感受，但也需要稍微超脱一点的眼光。比方说，把那些能够市场化的部分充分市场化，同时进行竞争规范，让老百姓感受到竞争带来的好处。

北大和清华学者都争不清的问题不见得说不清，我们缺的也许不是评价这场改革的技术方法，我们需要的是大智慧，需要有一些历史感。

主编：张凯华

记者：胡长春

                              魏凤春

    正在构建有关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理论模型，为选一个核心变量而发愁。宿迁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什么？市场化的核心是什么？

    很长时间，我们都认为市场化改革就是政府放权，甩包袱，与之相适应的就是全部出售国有资产。我在博客中对此进行了解释，自由的选择是市场化的核心。文章中谈的选择主要是病人的选择。政府通过补贴给病人，而不是给医院，病人可以用脚投票，迫使医院以提高技术与服务，并降低价格来吸引病人。

   这种自由的选择，其实还包括医生的自由选择。在构建医疗卫生服务的生产函数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是需要匹配的。这种生产必须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物质资本的出现必须是以此为辅助的。如果反过来，人力资本是为配合物质资本出现的，那么一定出现问题。

   前几天在深圳与沭阳县人民医院院长周业庭交流的时候，对人力资本的认识更加清楚。他认为，看病贵的核心在于病人的付出与医生的价值不相符。而医生的价值虚高正是人力资本不足，物质资本回报过高的表现。

 过于重视物质资本的回报，实质上是压制了医生创新的动力。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如果没有了创新，那么经济增长便会停滞，医生卫生服务的生产与提供也是这样。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医生的人力资本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合理的回报。医生的工作决定了风险的出现是必然的事情，其回报必须应该是高的。如果达不到这一点，那么一定会以其他的方式来弥补。红包等的出现即是如此。

   市场化的改革，不过是解放了医生的生产力，医生的正常收入随着市场的需要变化。有的医生年收入几十万，而有的没有机会上岗。医生的收入并不是天然由自己来决定的，虽然他拥有信息的垄断优势。医保支付体制的改革，使得民众的谈判能力在增强。第三方支付，使得医生的收入有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目前医疗卫生体制的问题在于生产的不足。解放医生，通过激励与约束的完善，可以非常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市场化改革的核心不过如此。

  医生是白医天使，但医生也是人。天使从天上到人间，是有风险的，如果不慎，会摔个半身不遂的。因此，给医生以合理的回报，使其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优质的服务，是改革的必须坚持的方向。于是，看病便不再贵，看病也不再难。

                   魏凤春  

说明：

   这是我发2001年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的一篇文章。在写作时，曾经将题目定为“悬涯边上的中国财政”。在目前医疗改革的讨论中。很多人认为中国的财政收入足以支撑庞大的医疗卫生支出。现在我仍然认为，6年年前的结论现在还是适用的。医疗改革首先要考虑的是政府的财政约束。如果不如此，改革的结果只能是政府背负重大的政治责任与不守信的严重后果。在政府作用丧失的同时，民众并非能够得到想要的结果。

                 
内容提要
    中国财政的运行是否存在着危机，单纯从与政府债务有关的指标出发是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的，因为指标的运用非常混乱，存在着极大的游戏成份。只有从“经济决定财政”这一基本点出发才会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削弱，财政的基础受到严重的侵蚀。中国存在着潜在的财政危机。财政潜在危机产生的原因在于渐进化改革中政府没有处理好短期政策操作与长期制度建设的关系。诺斯悖论的产生，导致了义理性最大化的矛盾。但中国的财政危机并没有爆发，原因在于财政危机以潜在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公有资产的存量效应为政府负债提供了担保，最主要的还是非国有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化解财政危机的关键在于缩减国有经济的规模，并对非国有经济进行主动性改革，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标。

关键词   潜在财政危机     非国有经济     公有资产出售  诺斯悖论

   一般认为，政府的出现是市场失灵的必然结果。虽然理论上可以证明完全竞争的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方面达到帕累托最优，但是由于市场不能解决收入分配、公共产品、外部性以及垄断等问题，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政府是一将外部性内部化的组织，并把财政定义为保证这一组织正常运行的金融手段。因此，保证财政的正常运行，往往成为政府的首要职能。而财政所具有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与增长的职能正常发挥也要建立在财政不能发生危机这一平台之上。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如何防止财政运行出现问题，则有了社会普遍性。
    本文从一个最基本的思路出发，力图阐明决定中国财政运行最根本的原因，并尝试提出解决中国财政潜在危机的政策建议。

一、 对当前中国财政潜在危机理论的基本评述

    关于中国财政危机的探讨，渐进化改革二十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的两个比重 到二十世纪末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认识，等等。焦点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中国是否存在着财政危机；第二，如果危机存在，程度有多大；第三，走出危机的短期政策操作和长期制度建设孰轻孰重。学者大都试图通过对于国债规模与结构是否合理的判断来判别中国是否存在着财政危机。 这是一个得到公认的判定方法，但是使用方法上的不当降低了其解释力。
   其一，指标使用上的对立统一与盲人摸象。
   通常地，判断一国的财政运行状况如何，一般采用与政府债务有关的系列指标，如债务依存度、偿债率、国债负担率、居民应债能力以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等等。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上述指标构成了财政宏观预警机制，指标的变化能真实地反映该国是否发生了财政危机或财政危机演化的程度。这一系列指标在中国的运用将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以债务依存度的使用为例，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与统一的矛盾。1997年，有人认为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为95.92%（丛树海1998），此为高者；低者为19%（世界银行1998）。在这两极之间还有许多中间值，如55.61%（刘溶沧，夏杰长1998），55.77%（高培勇1997）等等。结论如此对立，而在判断国债规模是否合适，以及财政是否发生危机时所采用的标准又非常的统一，即按照国际通用指标——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以25-30%为安全线。如此，不同的债务依存度和统一的安全线相比，便如同事前做好了一双鞋，让不同脚码的人分别去试穿，结果非常容易判断。问题的出现在于对财政支出额的理解相异，这是导致对债务规模的判断各成一家的根本原因 。
   其它从宏观的国债负担率出发对中国财政危机的考察。如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国债占GDP的比重等等，仍然存在着对立与统一的混乱局面。对于GDP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对于中国到底负债多少又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樊纲（1999）的“国家综合负债率”、平新乔（2000）对政府或然负债的论述以及余永定（2000）提出的财政稳定的框架，都给我们讨论财政危机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是这些观点并没有得到公认，更谈不上在政策中实施。
    现在的局面，恰如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Buchnan, James M.在评论一些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的研究是盲人摸象，而有的根本就没有摸到大象，摸到的却是鸵鸟一样。对债务依存度的讨论已经流于形式，准确地讲，学者们在玩数字游戏。每个人对自己的计算方法都不表示怀疑，都有充分的理由。这一游戏的背后是什么呢？认为中国的国债规模过大者担心债务失控，形成财政危机，进而演化成金融危机；过小者从宏观角度考察，认为国债规模大有拓展的余地，主张到下一世纪国债规模须达到20000亿元人民币。当然认为国债规模适度者亦有之，其主张便是谨慎从事。必须指出，上述观点已经对政府实施适当的财政政策，正确运用国债杠杆来调控经济运行造成了混乱。在1998年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中，在增发1000亿国债的同时，增收1000亿税收,扩张效应和收缩效应抵消的结果便是政策的无效。可以说政府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直接归因于学术讨论和政策建议的莫衷一是。
    其二，学术研究上的非连续性随着始于１９９８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推行，超规模发行国债的局面已经形成。至２０００年底，中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已经达到6000亿。学者们对国债依存度的探讨基本上取得“共识”：运用财政债务依存度判断财政危机的见解被大部分人放弃，原来担忧财政危机的专家或许为了与政府“积极财政政策”的主旨保持一致的考虑也开始转换观念。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共识”是在将辩争回避，学术研究上的非连续性至少体现了一种不严肃的态度。
    Polackova（1998）指出政府负债具有以下四个选择特征：显性负债、隐性负债、直接负债、或然负债，并据此建立了财政风险的支付矩阵。目前学者对中国政府负债的认识不同，其实是对这个支付矩阵的认识不同。那些认为中国财政安全的人，其实只是认识到了中国政府巨大债务的冰山之一角。由于从这个角度进行数字游戏式的讨论已经没有意义，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的说中国是否存在着经济危机，更不能停留在数字游戏中。如果说讨论国债的规模是技术分析的话，那么认清中国财政的走势，还需要依靠最基本的分析。

二、经济决定财政-----一个基本的判定方法

    经济决定财政是思考中国财政危机的最基本出发点。无论是著名的拉弗曲线，还是中国传统财政思想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以及马克思“生产决定分配”的理论都表明经济运行的平稳与否是判定中国财政是否出现危机的前提。
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对财力的控制正在逐步加强。财政收入每年以超过国民经济增长率几近一倍的速度迅猛增长 ，似乎看不到我国的财政危机出现在那里。实是不然，中国的财政运行基础正在遭受严重的侵蚀。
   （一） 政府公共投资性质的时间特征加剧了中国经济周期波动
 宏观经济学将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归结为投资、消费与净出口。在假设制度变迁不存在的前提下，短期的指标足以说明中国的经济运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政府由于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所以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增长，是其理所当然的义务。
    以“公共支出不断增长”为内容的瓦格纳法则（Wagner’s Law）自创立之日起便成为政府公共支出膨胀的公理，也成为人们为潜在财政危机辩护的借口。这是以公共产品是优等品为前提的。中国政府的公共投资并不总是优等品，它具有解明的时间特征 。
    在二十年中，政府公共投资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与中国经济周期相联系的。据刘树成（1998）的研究，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经历了四个周期，分别是1977-1981，1982-1986，1987-1990，1991-2000。新中国五十年GDP增长率的周期波动有九次，我们正好实行了九个五年计划，二者之间关系密切。资料表明，恩格尔系数的周期性变化与经济周期的变化大体一致，是一个从高到低的过程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经济波动的主要动因在于政府的干预，而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变化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这是政府可以直接掌握的。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乘数扩张和收缩效应，通过控制公共投资，政府可以相对有力地调控经济的运行。但政府的失灵使得政府投资效益低下。在政府主导的改革中，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革使得政府公共投资在宏观调控中有如一柄双刃剑。在供给不足时，通过资本的集中和规模效应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物品的瓶径约束，但也造成了社会总需求忽高忽低难以收拾的局面。很多研究表明，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通货膨胀，其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基本建设规模膨胀。而为了治理通货膨胀，政府最常采用、也最熟练的措施就是压缩基建规模，包括采取行政的、经济的手段。这一人为而不是遵循经济规律的行为几乎每一个五年计划一个轮回。而1990年代后期的通货紧缩之后的扩张性政策也没有走出这一窠穴。
    因此，可以说政府公共投资已经被政府当作相机抉择的工具来使用了。市场的不完备，特别是凯恩斯主义曾经成功的经验都表明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必要性。但从其失败的教训也可以看出过度的调控对经济的稳定危害极大。而膨胀-----紧缩-----再膨胀-----再紧缩的怪圈仍然让政府沉溺其中，中国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强。政府财政如同一叶孤舟，只能是颠簸而行。
   (二)   民间投资萎靡，挤出效应明显。
    民间投资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随着政府投资的急剧扩张，民间投资渐呈疲态。1997-1999年政府预算内投资分别增长11.32%，71.9%和40.7%，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只有8.8%，13.9%和5.2%。虽然有文章通过计量模型证明积极财政政策没有挤出效应（刘溶沧、马诠友2001），但民间投资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 。樊纲（2001）的研究证明中国经济在国有经济投入产出为负的大背景下，还能保持较好的增长，非国有经济作用居功至伟。因此，民间投资的衰退，会从根本上动摇经济的稳定和增长。
   当前民间投资不足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投资难，二是筹资难。二十年的竞争使得传统产业接近平均利润率，而民间投资所从事的大部分是传统产业。因此，如何使投资转型，民间富裕资本如何找到出路，乃当务之急。在利润率颇高的电力、邮电、石油、汽车、金融等行业，民间资本难以进入。在政府垄断的背景下，上述行业的高利润是消费者剩余转化为生产者剩余的结果。多数群体社会福利受损的背后是社会财富的不合理分配，财富的集中又会提高外部竞争者进入的门槛。民间资本在实业投资没有较高回报保证时，“热钱”——部分资金投入股票市场，加剧了经济的泡沫化。大部分资金存入银行，又会造成过度储蓄的风险，在国有经济软约束和储蓄者硬约束的双重作用下，商业银行的实质破产又为经济的不稳定准备了条件。
    从相反的角度讲，许多具有活力的小规模非国有企业在资金的筹集中同样遇到体制的障碍。资本市场的拒绝和国有银行的苛刻条件加上民间金融的“非法”身份，使得民间投资失去了提高竞争力、进而容纳就业、稳定社会的机会。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率逐年提高，如国有银行1997年5.02%,1998年8.35%，1999年8.56%，而其他商业银行同时期则分别为15.51%、18.31%和21。98% 。这表明银行资金是充裕的，在保证国家借款之后，并没有将资金供应给急需资金的民间企业。可以说，因为身份的不同，民间企业享受了不公平的国民待遇。
（三）社会分配不公导致消费畸形，经济基础遭到破坏。
    从根本上说，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就是消费。消费既是生产的结束，也是生产的开始。在通货紧缩形成过程中，消费不足被列为最关键的因素（戴园晨2001）。现在公认的三座大山直接制约了消费，这一困境的解除有赖于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由于中国的社会保障仅仅涉及到和国有经济有关的群体，即使通过变卖国有资产解决了这一问题，也会由于这一人群的相对少数以及消费断层而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况且，从目前国有股减持的过程来看，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尚需时日。消费的启动，最根本上还须提高广大农民的消费能力。林毅夫（1999）提出的“新农村运动”，主旨即在于此。
    八十年代初进行的农村改革稍稍弱化了自1957年在城市实现国有化以后，城乡之间“二元社会”的等级制度，农村的消费水平有所上升。但自1985年城市改革开始后，农民的境遇又每况愈下，改革基本上脱离了农村。后来几次大量发行钞票导致的“经济过热”，在遭受高通货膨胀贬低币值，财富缩水的同时，二元结构导致的“工农业剪刀差”并没有缩小 。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的速度，已从原来的“龟兔赛跑”变成了“双马背弛”。
    和农民一样，消费水平的下降群体还包括城市中处于社会低层的工人。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收入约束，使其无力增加除温饱以外的消费。与此同时，政府的消费水平仍保持逐年增长的态势。以行政开支为例，这几年为机关事业单位增发工资，除了加大社会分配的不公、扭曲消费结构以外，基本上看不出有什么积极的作用。
    担忧社会分配不能对经济稳定增长的消极作用并不是杞人忧天。虽然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的各项贫富差距指标仍在安全线之内，但一些民间组织的局部、片面的小规模专业调查，估算结果与官方报告大相径庭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报告在这方面也各执一词，不尽相同 。技术的原因把一个国家应有的忧患意识和警戒系统，淹没在严峻的现实之外的信息混乱之中。
    社会分配不公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是致命的。如1992墨西哥金融危机，表面现象是资本外流，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国内收入贫富分化差距太大，农民起义引起了社会的动荡，从而加剧了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中国现在并没有到达如此危险的境地，但中国人素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因此，防患于未然非常必要。
   （四）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外部需求，经济运行风险难控。
    中国的改革是一个逐步对外开放的过程，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净出口）的依赖性越来越大。1997年经济增长突然放慢，主要原因就是当年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造成我国的出口大幅度下滑，外部需求严重不足。而这两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并不是刺激内需的结果（杨帆2001），而是金融危机警报解决后，中国政府当初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回报，是净出口增长的必然结果。“经济萧条时期净出口拉动经济” 是经济的基本规律，1990、1994和1997年国内经济萧条时期比较突出，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度曾为37.53%、11%、19.16%。由于体制、技术、社会分配政策等原因造成的内需不足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因此，外部需求的变动对于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至关重要。中国为加入WTO付出的巨额成本即是对此的反映。而现在世界经济正经历繁荣之后的衰退期，特别是经历过恐怖打击的美国经济的萎靡不振必定拖延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全球化给中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加大了中国经济运行的风险。由于外部经济形势的难以预测和不可控性，一旦内部经济出了问题，外部的冲击会加速经济的崩溃。
     一定范围内的波动是经济运行的正常轨迹，但是经济波动的程度如果过大，必然会使未来的经济运行充满不确定性。如果这种波动的根源更多的来自政府干预，并且经济增长的内部动力（投资、消费）正在逐渐消失、而外部动力（净出口）又充满风险的话，可以设想财政运行的危险性有多大。一句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三、中国财政潜在危机存在的例证

    如果只看官方报道的财政、税收工作的业绩，你可能会得出政府财政距离振兴不远了的结论。在一系列数字的背后，财政危机正向我们逼近。
  （一）“钢丝财政”
    中国的《预算法》规定：“各级预算应当做到收支平衡”  。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不存在赤字似乎是公认的事实。但是，只将视点集中于中央财政的过度负债实际上是忽视了隐藏的危机。地方政府在坚持“预算平衡”的同时，已经走上了“钢丝财政”之路。
“钢丝财政”是指地方财政过分依赖于单一的财源，财政运行风险重重的现象。财源的单一，使得地方政府将税利的征收重点集中于一个或几个企业 。经济决定于财政，单一的产业结构使得相当多的地方走上了“钢丝财政”之路。为了维系这条钢丝不断，地方政府付出了极大的成本。一方面，政企不再可能分开，政府直接干预经济，阻碍了当地市场化的进程，从而扼杀了经济的活力；另一方面，造成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的不平等。抛开这些长期的负效应不谈，“钢丝财政”面临着巨大的风险。由于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风险不能分散，一旦外部的冲击过大，企业不能抵御这种冲击的话，企业倒闭，钢丝断裂，地方财政便会危机四伏。“钢丝财政”是在地方政府垄断了资源的基础之上，并配之以国家高税政策而形成的。市场化要求政府放松对资源的管制，并要求企业之间平等的竞争。在许多落后的地方，维系地方财政的企业无一例外的属于公有企业，即使是上市公司，也还是国有股一股独大。众所周知的原因，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不好，因此，“钢丝财政”的危险应该很大。钢丝断裂，地方经济稳定受到严重冲击的事例比比皆是，如山东临朐县著名的标王“秦池酒厂”衰败前后，当地政府公共收入亦成云泥。
    “钢丝财政”的形成是与“分税制”后推行的“强干弱支”的财政分配体制相联系的。适当地加强中央对财力的控制是必要的，但是忽视地方财政的基础作用，可能会隐藏极大的财政风险。在地方财政平衡的硬约束下，地方的财政赤字更多的表现为拖欠工资、“寅年收卯税”、增加农民负担，等等，直接破坏经济基础的现象。这实际上是隐藏了财政危机。
（   二）隐性负债
    隐性负债是指那些并不由法律或政府合同加以规定，但由于公众期望，或政治压力，政府必须担当的道义责任或预期责任。政府的隐性负债主要指政府的社会保障资金，特别是养老金的欠账。中国国有资产的形成过程其实是通过低工资和“剪刀差”来剥夺工人和农民剩余价值的过程。在这些老工人和老农民在失去劳动能力的时候，政府为其提供养老保障是正当的要求。社会保障是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也必须提供。虽然个人自我保障解决了大部分养老问题，政府的养老金历史欠账依然有几万亿之巨，据世界银行1996年测算，这部分债务1994年占中国GDP的46-49%,大约为21468-32202亿元 。这还仅仅是对工人的欠账，如果把对农民的欠账也统计在内，则政府的隐性负债将会是一天文数字。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已成为现在经济走出低谷的最大障碍。历史欠账的必须偿还，加大了财政的风险，为经济的正常运行埋下了隐患。
 （三）或然负债
    或然负债是指政府可能的支出。政府是用来防御公共风险的，是微观主体最后的担保者。市场经济的竞争特点，必然会使经济运行产生不稳定性。当私人不能抵御风险时，政府必须负起责任。这种风险的不确定性，使得政府的支出也具有不确定性，或然负债便产生了。
    目前，政府或然负债主要集中在应对金融风险中不确定性的支出。中国政府---国有银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特征决定了银行不良资产的最终化解必须由政府财政负担。在居民储蓄硬约束和国有企业软约束下形成的巨额不良债务，仅从已实施债转股的规模来看就有12000亿，而总额接近27000亿。在加入WTO后，外部的冲击要求中国必须放松金融管制，银行的倒闭、股市的崩盘等等可能产生的公共风险，都要求政府为此增加额外的储备，这必然加大财政的支出压力。
 （四）金融抑制收益
    金融抑制收益是一项隐性的税收，它是指政府部门通过压制国内利率水平以及控制资本流动使其国内融资成本人为降低，进而获取的收益（李广众2001）。由于中国的资本市场非常薄弱，我们正处在一个以信贷为基础的体制之中。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十分依赖于信贷来为投资筹措资金。国有商业银行是主要的信贷供给者，国有企业依靠国有银行，国有银行依赖政府。政府的金融抑制可以保证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如我们实行的非市场化的低利率，对国有企业贷款的偏向，证券市场中的歧视，以及债转股等都是其表现。通过金融浅化，政府隐性地减少了支出，实际上增加了收入。虽然，斯蒂格里茨（1994）认为金融抑制可以提高增长。从C.H.李的内部资本市场假说中也可以发现支持金融抑制的相同论点。但是阿赫塔尔和阿尼斯（2001）提出了有说服力的相反论点。事实证明，宏观调控的金融深化是必要的，政府对金融的垄断只会抑制经济的增长，从而根本上减少政府的公共收入。社会交易成本理论对此做出了证明。从中国的实践来看，以加入WTO为标志的外部冲击也要求我们放松对金融的管制。而一套较少管制的自由的金融制度从长期看肯定有利于市场经济的运行，从而有助于公共收入的提高。但是从短期来看，它只能弱化政府对公共收入的获取能力。这有点类似于“J曲线效应”。中国市场化的进程要求加快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包括利率自由化等市场最基本的要求的满足，会使政府籍金融抑制而获取的收益锐减。资料表明，主要由本币贬值及利率水平差距带来的金融抑制收益在1990-1996年间大体为GDP的0.71%以及各项税收收入的6%。在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 和严重的资本外逃（李扬，1998） 的背景下，李广众（2001）估计，只是实行利率市场化后政府的隐性收益将减少100到150亿元左右。
    （五）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
    在正常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支出是通过税收融资的。如果政府正常的收入不能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则要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而如果发债以后仍然不足以弥补，政府就往往通过“印票子”的方式融资。扣除微不足道的铸造成本后，政府就可以从制造货币中得到一定数额的收入，这就是铸币税（Seigniorage）。这种收入的取得依赖于政府对印制货币的垄断权。由于货币发行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它必须由政府来垄断，因为政府是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出现的。另一方面，政府此举可以节省交易费用，还可以实现规模效益。
    通货膨胀税实质上是对政府因物价波动而变动财政支出的一种描述。比如说，政府借债到期时的物价如果高于债券发行时的物价，政府就可以从中获取一定的收益，相应地减少了财政支出。但在通货紧缩时，情况正好相反，政府的支出会因物价的下跌而增加。
    从一定程度上讲，通过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的取得来解决暂时的财政危机是最便利的事。一些短视的政府曾经普遍采用过。从短期来看，政府付出的成本极低。
    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从长期来看，政府公共支出对铸币税的过分依赖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它在迅速解决政府财政危机的同时也为经济增长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如果政府过分依赖此举，则极易通过货币增长－－货币幻觉－－财富效应－－需求膨胀－－供给不变引发通货膨胀。如，玻利维亚1984－1985年铸币税收入占非铸币税收入比重超过138%，通货膨胀率12600%。中国在九十年代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总和占GDP的比重在通货膨胀时高达10%以上，而通货紧缩时仅为1%左右。可以认为这是政府短期行为的自然结果。过于依赖铸币导致通胀，恐惧通胀而紧缩又引起通缩，现在为治理通缩又欲“以毒攻毒”。这都增加了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从而加大了公共的风险。顺便提一句，从1997年始，物价低迷已经很长时间，政府无形中增加了支出。特别是在公共债务存量庞大的背景下，为维持信誉，政府承受了额外的负担，财政风险加剧。
因此，中国财政的危机并不仅仅表现为债务负担过重，财政赤字过大，以及行政支出中的“十羊九牧”现象。这些显性的风险是容易引起我们注意的，而其背后的公共风险才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这些风险的扩展加速了财政危机的到来。要预防财政危机，前提是必须明晰财政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